竺可桢（1890—1974），浙江上虞人。1910年赴美国留学,1913年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。1918年获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博士学位。回国后，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员、东南大学地学系主任、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、浙江大学校长。建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、中国科协副主席、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、名誉理事长、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。

教育救国，科学兴邦

竺可桢胸怀“教育救国、科学兴邦”的报国之志，以实际行动诠释着对爱国主义精神的理解和传承。他博学深思，在天文、地理方面取得卓越的成就，为中华民族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他主持浙江大学工作十三年，高风亮节，廉洁自守。尤其在抗日战争期间，浙大颠沛流离而仍弦歌不绝，以至人才辈出，功不可没。

浙大“求是精神”就是产生于家国山河破碎，民族生死存亡，中华民族奋起抗日之际。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，求是精神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的继续延伸，也是一个伟大民族灵魂的觉醒和升华。

竺可桢经常教育学生要“以治平天下为己任”，他要求学生不但要用心读书、精研科学，而且还要立志报效国家。他竭力告诫学生：“切勿做大官后发大财，如此之人没有不贪的”。又说：“惟有公私分明而后贪污才能绝迹……浙大校训是‘求是’，我们应该只知是非，不管利害……是非和利害有时会冲突的……你们是否能把是非观念放在利害观念上面呢？君子，小人之别只在此一念之差。”

鉴于过去和现在的国情，我们不得不佩服竺老对此问题洞若观火的穿透力，早就看出“拒污防变”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。

西迁路上公而忘私

1938年浙大在江西泰和，中国面对日军的疯狂侵略，国土连片沦陷，全国90℅的高校惨遭破坏。为免遭侵袭，竺可桢经常流离他乡，到处寻觅浙大搬迁地址，在抗日战争的紧急关头，临危受命担任校长的竺可桢决定，带领浙江大学全校师生辗转西迁，四异校址、流亡办学。

在此期间，竺可桢前夫人张侠魂女士和次子竺衡身患痢疾、不治而亡。1938年，他在日记中写下《挽侠魂》：生别可哀死更哀，何堪凤去只留台，西风萧瑟湘江渡，昔日双飞今独来，结发相从二十年，澄江话别意缠绵，岂知一病竟难起，客舍梦圆又泫然。足以看出竺可桢当时的悲切之心，表达了他对夫人和子女的深切怀念和愧疚之情。

1939年冬，雨雪交加，日军在广西钦州湾登陆，南宁失守，宜山岌岌可危。日机空袭频繁，警报一来，地方上的一些官吏，如行政督察专员、步校教育长之流，平日放高言论，抗日救国，此时都纷纷钻入私人汽车，驶入郊外，躲进了防空洞。而竺校长虽然也有私人汽车，可是他从不坐车，而是与拖儿带女与学生一起逃警报避难。

把专家教授当宝贝

 当年的浙大教授费巩，极有才气，一度对竺可桢不满，开教务会时，当面冷嘲热讽：“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，只会看天，不会看人。”竺可桢却微笑不语。后来，竺可桢不顾“只有党员才能担任训导长”的规定，认定费巩“资格极好，于学问、道德、才能为学生钦仰而能教课”，照样请他做训导处长。

物理学家束星北，很有侠气，却又脾气暴躁。浙江大学因战争西迁，他对竺可桢不满，于是一路跟在这位校长后面，数说其种种“不是”，竺可桢也总是一笑而过。后人回忆，竺可桢虽然并不欣赏束星北这种作风，与他私交不深，却力排众议，将他聘为教授，并经常为保护这位有才华的教授而费尽周折。

这名校长，曾在新年之夜，全家吃霉米，却把自己的工资分给教员们。当时的数学教授苏步青，提到竺可桢时反复念叨：“他真是把教授当宝贝儿，当宝贝儿啊。”

1946年，抗日战争结束，浙大重返杭州，而此时的浙大已成为具有文、理、农、工、师范、医、法7个学院的综合性大学，虽经几年抗战的艰苦岁月，非但未能拖垮，反而更为兴盛。这就是在竺可桢校长的坚强领导下，浙大师生艰苦奋斗、求是创新的卓越成果。

自己的前途要靠自己奋斗

“同学和老师都知道我是校长的儿子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是校长的儿子而享受特权。”竺可桢的在生儿子竺安回忆说。因为竺校长的子女从小就受到父亲的感染和教育---自己的前途要靠自己奋斗。

1960年，竺安结婚后与远在浙江的妻子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，在这个问题上，竺安并没有向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竺可桢提出照顾要求。直到1973年，竺安一家通过自身努力，才将妻儿的户口从杭州迁移到北京。

在竺可桢的影响下，他的子女都用自己的实力和实际行动报效国家。大儿子初中毕业就弃笔从戎，抗击日寇；二女儿参加了野战军，为保家卫国赴朝鲜抗美援朝；而小儿子竺安，则踏上科研报国之路。

“哲人已逝，遗泽犹存”。如今，竺老虽然离我们远去，但他的德行、品性、行为给我们留下了永远不能抹灭的深刻印象，

他的嘉言懿行和高风亮节将永放光芒、永昭后世。